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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端产品的概念 及其分析原理
    作者:admin    发布于:2018-11-06 11:21  
        从总需求或支出法的角度看,GDP(国内生产总值)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组成。为了度量一定时期内全社会的新增价值,GDP通常按季、年等时间长度核算。然而,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就会发现真正与消费者直接发生关系,被“消费”的,只是GDP的部分产品;另一部分产品,如机器设备、厂房等,则重新返回了生产过程。所以,统计时间内的最终产品与“自然过程”中的最终产品是有区别的。 
        另一个问题是,构成投资项下的产品都是相同的属性和用途吗?显然,列在投资项下的住宅、基础设施等与机器设备显著不同。 
        住宅被列为投资的主要理由是,住宅具有资本属性,可以通过出租、售卖等行为获取资本收益。但住宅的首要或基本属性,是满足人们居住需要的耐用消费品,与汽车、冰箱等耐用消费品并无实质性区别。一个人买房作为投资,最终必须以他人居住为条件,否则他的投资收益将无从实现。也就是说,住宅的投资属性是以消费品属性为基础或前提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另外,随着金融深化,住房之外的其他消费品也被赋予某种金融属性,例如,汽车、冰箱可以分期信贷付款方式购买,这些消费品被纳入了金融产品获益的流程,也有了投资收益的特性,但并未改变其作为消费品的本来属性。 
        基础设施的属性也存在类似困惑。公园、剧院、图书馆、城市广场、高速公路等,与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消费结构升级,特别是服务性消费增长紧密相关。它们通常以公共产品的形态出现,提供了特定的消费功能。生活在繁华都市的居民,可以在公园游览,在广场上跳舞,在大剧院欣赏歌剧,通过高速公路出行或旅游。如果不具备这类基础设施,居民的消费水准必然会下降。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距,很大程度上与是否拥有这类基础设施有关。固然,能源、交通、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部分直接服务于生产过程,但随着发展水平提高、第三产业比重增大,其中直接服务于居民消费过程的非生产性部分的比重呈上升态势。在实际情景中,基础设施的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功能经常混在一起,如一条公路既有货运,又有客运,将其清晰地区分开来在技术上是有难度的。 
        把住宅、基础设施列为投资,与其固有的消费属性形成矛盾,也与人们的日常经验相悖。更要紧的是,当人们将其视为与消费距离很远甚至无关时,容易引起对国民经济全局结构和运行态势不准确乃至错误的判断。 
        作为对上述缺陷的纠正,我们提出“终端产品(gross final products,缩写GFP)”的概念,其定义是:GDP中不再直接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的产品。 
        按照这一定义,全部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投资中的住宅、基础设施、其他服务业投资中直接与民生相关的部分(大体相当于以往“非生产性投资”所涵盖的范围),可计入GFP;投资中的机器设备、厂房等,相当于以往“生产性投资”涵盖的范围,将分离出去。 
        显然,GFP体现了生产活动的目的,在全部经济生活中具有源头性质。在现行统计体系中,“生产性投资”也被划为“最终产品”,但其仍会进入下一个生产过程,本质上属于中间投入品,将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逐步被“折旧”到新产品中。现行统计体系中的“最终产品”,是为了计量一定时期内社会新创造的价值,并不意味着全部进入最终用途,两者之间存在着重要差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所定义的GFP才是“自然流程”中的最终产品。 
        GFP与消费者具有“亲近性”,其构成直接反映了消费结构及其升级进程。从统计角度看,GFP包括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和非生产性投资,其中居民消费包括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和服务、医疗保健、交通和通信、文化教育娱乐及服务、住房服务、金融媒介服务及保险服务、集体福利服务和其他商品和服务;政府消费包括安全和防务、法律和秩序维护、公共卫生、环境保护、研究与开发、教育、文化、体育和娱乐、卫生保健、社会保险和福利等;非生产性投资中包括住宅、非企业用其他建筑、非生产性基础设施等。 
        在整个国民经济流程中,GFP是出发点和原动力。GFP各个组成部分的变动,将会带动长短不一的投入产出链条的变动。想象一下纵横交错的投入产出架构,每一类产品的直接消耗和完全消耗都最终追溯到某一种终端产品。反而观之,正是GFP驱动庞大的投入产出网络,演绎出了日趋复杂的经济社会发展结构。 
        这样,我们将会看到GFP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属性,即它体现了通常所说的生产目的。通俗地说,GFP体现了经过复杂的经济活动后“最终留下的那些东西”。这种分析,既适合于一个国家,也适合于一个省、市、县乃至更小的行政区划范围。一个经济体或经济体系,其增长实绩集中表现在终端产品的规模、质量和增长速度上。 
        在我们开展的GFP结构的国际比较研究中,发现尽管各国居民在历史、地理、种族、文化乃至制度上差异很大,但GFP能够直接反映不同国家之间居民终端需求结构及其演进的相似性,以及终端需求结构随着收入水平提升所呈现的显著的趋同性,这一点是人们以往很少关注的。通过构造包括先发国家、后发成功追赶型国家、欧洲模式发达国家和资源禀赋丰裕型国家在内的不同发展水平的标准终端产品结构,并与中国相同发展阶段的终端产品结构相比较,可以看出历史、技术和制度等因素所导致的偏离和扭曲,同时也展现了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中国终端产品结构的演进路径和调整方向。在居民消费总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应顺应终端产品结构变迁规律,较大幅度降低基建、房地产投资比重,在提高质量的同时降低生存型消费支出比重,相应提高居民享受型、发展型消费比重。政府消费则应向教育和卫生、社保、福利等公共服务领域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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